对中国恶语相向，更像是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日益增加的自卑感和依赖感的反映，以及对中国不愿采用西方理念来管理国家和经济的不满。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集中精力在国内事务，对西方要求保持免疫力，坚持共产主义。
不少人拿当下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相提并论。对日本的不信任部分出于种族主义，这也适用于中国。但不信任也源于对经济实力威胁到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那种恐惧。这对今天的中国同样如此。很多人力专家看到美国就业岗位减少，就归罪于中国及其廉价劳动力。美国眼看着所有产业全都转移到中国。让中国看起来更具威胁的是，不像日本，中国对加入西方俱乐部了无兴趣。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总会通过树立远大目标来疏导他们的恐惧和憎恨。他们通过打败对手，或者至少保持平起平坐，来拯救自己的经济，帮助民众摆脱不幸的命运。美国和多数西方国家发觉目前它们正处于这个位置。中国或许会成为正在苏醒的巨人，威胁毁掉眼前的世界，或许至少充当西方在应对问题时的同盟者。
选择恐惧和憎恨，对美国来说或许是广为接受的短期政治策略，但它不能满足美国的长远需求，并将陷美国人于消沉之中。战胜恐惧、力避憎恨，将带领美国及其领导人迈向经济强劲的未来。
自尼克松以来的8位美国总统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大同小异。他们在思想观念与个人性情上相差甚远，却能在对华政策方面得出相似的结论，这说明我们的对华政策通常是由总统认知的美国国家利益所驱动的。这一政策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中美关系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并努力扩大这种共同利益，而不是专注于双方在政治价值观上的区别；第二，在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朝鲜半岛和中东问题方面进行合作；第三，加强贸易、投资、交流以及高层对话；第四，将中国不断融入到国际社会及国际组织当中；第五，通过坚持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一个中国的政策、适当的对台军售，以及不把台湾视为地区安全盟友，避免台湾问题军事化，来控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第六，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美军前沿部署和同盟，作为一种预防和制衡手段。
奥巴马的所作所为也没有超出这一主流政策框架。我把他的政策概括为立足于三个基础：第一，承认并尊重中国的崛起及其合法利益，而且也把这看做是美国的利益；第二，坚持中国的崛起应该合乎国际规范和国际法；第三，加强同盟与伙伴关系，确保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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