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
日军阻止他们走近:
“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
“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
“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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