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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很多党内重大问题遭到歪曲，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庭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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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乔将这一情况向伊万诺夫作了通报，并询问苏联的看法。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此时的态度就更加谨慎了。

9月5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求见费德林并提交了他给赫鲁晓夫的信。李指责金日成对提意见的同志实行镇压，请求苏共中央干预此事。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委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经过“周全的考虑”后接见李相朝，并答复中国大使，苏共中央将委托正在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

在9月10日与李相朝会谈时，波诺马廖夫答复：苏共对朝鲜发生的事情表示忧虑，苏共代表团将与同样在中国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及中共商谈此事，但不会干预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对于李相朝请求苏共公开表态批评朝鲜劳动党的建议，波诺马廖夫拒绝讨论。

苏联态度的转变，促使金日成对在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将斗争的主要矛头转而指向延安派。

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

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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