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新的民主制度，究竟是怎样内容？依照孙先生的解释：“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同上），而在国民党政纲上，孙先生又规定：“确定县为自治单位”，“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均同上）根据这种主张，我们提议和要求在目前抗战期中政治的民主，至少限度应做到：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容许各抗日团体的合法活动，保护各抗日书报书店的出版发行和营业的权利，扩大国民参政会及省县参议会的权限，筹备真正的普选的民意机关，并禁止特务机关的非法逮捕，这总不能算丝毫过分，根据这种主张，我们更于陕甘宁区及敌后游击区，在不违背国宪（实际是三民主义党纲及政纲）的原则下，试行省县自治及直接创制（举例如最近陕甘宁区施政纲领），并请求中央批准和指导，这也不能算丝毫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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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陕甘宁区及敌后游击区，也同样没有民主自由。我们回答说，根据中共提出的选举纲领，我们欢迎各抗日党派及一切爱国人士去边区参加选举，参加政权，办报纸，开书店，组织团体，开发实业，并负责担任保护，但关键却须得到中央政府许可和批准，否则，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无从进入边区。我们更欢迎各方面对于边区游击区的一切设施给以善意的严格的批评和指教，但我们却希望大家亲身去看看，不要只凭道听途说，易失真相。譬如国民党部过去在延安虽未办日报，但在其公开的壁报上却大谈一个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并未受到任何干涉和检查，可见民主自由在延安是有的。拿大后方来说，即使现在仍在训政时期没到宪政时期，地方自治总该开始实行。那末，县区乡的人民直接选举，并非难事，罢官权可先从有权控告任何公务人员之非法行为开始，以肃清地方的贪官污吏，创制权可先从改善兵役制度和粮食动员开始，以增加国家兵员的补充和粮食的接济，复决权可先从审查地方政府的预决算开始，以树立地方廉洁政治的楷模。这样的地方自治，在今天决不会妨碍抗战，而只是有助于抗战，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真正动员地方民众直接参加，而不是听任少数官吏包办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民主政治才真正向前走了一步，抗战的困难，也才能依靠这个基础去克服。
又次，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今天，国家需要有中心，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三民主义，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以及国民党在全中国的领导地位，都是四年来抗战中国的中心。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谁都会拥护这中心，珍重这中心。我们共产党人，四年来始终承认这中心，拥护这中心。我们不仅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努力，我们并为尊重国民政府的领导而无数次的请求其承认陕甘宁边区为中央政府所管辖的一部分行政区域，以便更有力的打破对于中共要建立第三个中央政府的造谣。我们更为尊重最高统帅作战意旨，最近不待命令的下达，不顾以往的创痕，不计饷弹的两缺，便发动了华北的破击战，以协同友军抗战，以击破敌寇及傀儡者的挑拨和污蔑。同时，我们始终认为国民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有极重要的关系。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国民党中极少数的对于抗战的动摇分子，和仇视中共的顽固分子，绝对没有反对国民党的全体。有人硬说我们要另建一个国家中心，要推翻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要破坏抗战的军队，这都是无稽之谈。我们深知道，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但我们希望国民党人士也要了解，大家既拥护这国家中心，自己便应更珍重这国家中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善意的批评，这对于巩固这国家中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古语云，以国士待之者，必以国士报之，凡愿他人拥护这国家中心者，自己亦应以国士待人。尤其是人家并未不拥护这国家中心，而自己先肯定人家要推翻这国家中心，甚至不给人家以拥护这国家中心之可能，其结果，只有逼得人家自力更生。就是这样，也还不能视为另建中心，因为人家固无时无刻不在承认这国家中心。所以拥护国家中心者，不应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而负此国家中心责任者，亦不容有“天下莫敢予毒”的想法，而天下为公，才是“国家至上”的最好保证。
这一切，就是中国民族的民主的国家的重要内容，也就是“国家至上”在中国的全部涵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样的内容和涵义中，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实行“国家至上”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