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迷信条约的作用，错误地估计国联的制裁能力，寄希望国际干涉，是张学良实行不抵抗的重要原因。第三，保存东北军实力，与“全国共同抗战”论，是张学良实行不抵抗的思想根源。在事变当天夜里，曾向高级将领分析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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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让他担心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当年《国闻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有远因的，认为“假如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在1930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张学良认为此评论，说到了他“内心的隐情”。
第五，在张学良思想的深层也有恐日的心理。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日本军队，认为日军很强。
胡玉海指出，下达不抵抗命令和主观上不想抵抗是不同的，所以张学良只承认“判断错误”，而不承认“不抵抗”；综合当事人当时所处环境及个人身心状况判断，与其不抵抗尤其是“继续不抵抗”，是有很大关联；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保存东北军实力和争取条约权益的中东路事件，是他主要原因。但他在口述历史中只是隐隐谈及，而不与“不抵抗”政策相联系，这正是张学良高明之处。一方面这既符合历史事实，同时又保护蒋和他自己两个重要的当事人。这为后人如何看待和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一个永久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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