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镇压学生，制造了珍珠桥惨案，但人心不服。东北方面，日本正进攻锦州。在东南，日本的大炮对着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不能继续走蒋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对日“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解决方针，对日取强硬抵抗态度。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急之任务即在消灭战祸，并保主权。对进攻锦州的日军取坚持积极抵抗态度。日军在上海挑衅，陈友仁提出对日绝交方针，和人民的呼声一致。孙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针，与蒋介石的只“剿共”不抗日方针相左，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联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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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本来早就请求蒋、汪、胡合作，并进京主持一切。除他个人恳请外，并求各方帮助疏通。但这三位均不为所动。实际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出现三人合作局面。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到杭州，决定拉汪排胡。15日，邀请陈铭枢、顾孟余到澄庐寓所，请将一封亲笔信转交汪精卫。汪精卫正等着这一天，接信后，即偕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
17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请入京视事，故做愿意合作姿态。胡汉民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得知汪精卫违背前，已火冒三丈，哪肯入京！早在1931年底，胡汉民凭借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的武力，自立门户，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与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蒋汪既然合作，胡汉民更以病未痊愈，需长期休养为由，拒绝进京共事，继续在西南与之抗衡。蒋汪合作要成定局了，才找来孙科。1月18日，孙科应蒋汪之召到杭州，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在杭州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联袂入京。
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科只答：“圆满，圆满。”问何时回京？答：“就去。”同月21日，汪、蒋先后到达南京。蒋介石说他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不担任任何职务，完全以汪先生主张为主张，表露出推汪精卫入朝主政的意思。汪精卫则说自己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入京开会的，当竭力做中央委员所做之事。
但是，在1月23日的紧急会议上和24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上，蒋介石、汪精卫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孙科政府，以“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为据，力主对日妥协；批评陈友仁等人对日绝交主张是“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掷”行为。蒋介石认为绝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战，如果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分歧，此时更配合默契。孙科把“神”请了回来，唯一的一项属于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无意义，14日，陈友仁先辞职，次日孙科辞职，把南京政府交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正是他们二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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